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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问题

文字:[大][中][小] 手机页面二维码 2019/10/31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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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证据”系指用非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通常指在取证过程中侵犯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违反正当程序而取得的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因为证据的来源违反法定程序,而导致其证据效力被排除,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一项证据规则(以下简称排除规则)。以证据的表现形式为分类标准,可将非法证据分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两大类型。作为刑事程序(取证程序)得到严格遵循的重大保障机制,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控制犯罪、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的集中体现,是人类社会诉讼民主、文明的难点问题。

  时下,证据立法正是诉讼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立法机关也在酝酿如何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这就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有着机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证据规则,结合我国国情就该规则的具体适用范围进行一些操作层面的探索,是具体建构这一规则的重要内容。

  (1)关于非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

  各国在严格排除以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权利的方式取得的口供这一问题上基本上是一致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我国已于1988年9月批准加入该公约,根据国际法原则,我国有义务遵守公约的有关规定。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对非法取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行为作出了明确的否定性评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也明确了对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应予排除的基本原则。另外,非法取得的口供的真实性也是不容乐观的。因此,在非法取得的口供是否排除这一问题上,我国在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当旗帜鲜明地将其排除。

  那么,对于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外的非法方法取得的口供是否予以排除呢?例如,非法拘留或逮捕之后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是否应当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要求但被非法拒绝得到律师帮助的情况下作出的口供是否应当排除呢?对于这些问题,目前的司法解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是这些口供是在侵犯基本权利的基础上获得的,因此,从强化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维护程序正义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当将其列入严格排除的范围,从而为公民的宪法权利构筑起坚强的法律屏障。

  (2)关于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

  实物证据具有不同于言辞证据的重要特征,在对待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时应当比较慎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实物证据的取得必须与言辞证据一样严格遵守法律程序,非法取得实物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宪法权利侵犯的严重性并不亚于非法取得言辞证据;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认识到实物证据是以其性质、外部形态、存在状况来证明案件事实,具有较强的客观性,而言辞证据受主观意志影响较大,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对二者不宜一视同仁。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考虑到人权保障、程序正义与犯罪控制的平衡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对言辞证据奉行严格的排除原则,即使是强调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的美国,也存在着“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善意的例外”等例外情形。

  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借鉴日本刑事司法改革的实践经验。日本的相关判例指出:“无视令状主义精神这种重大违法,作为证据是允许的,但是从抑制将来违法侦查的角度看认为不当时,可以否定该证据的证据能力。”这些判例表明日本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了相对排除的做法,认为如果非法取得的证据违反宪法就排除,对于其他情况,应当从司法的廉洁性和抑制违法侦查的观点权衡各种因素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排除。权衡的要素包括:违反程序的程度、状况、是否存在故意、是否经常违反程序、违反程序与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据的重要性、案件的严重性[1].笔者认为,我国在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这个问题上,应当在坚持原则性排除的基础上,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平衡人权保障、程序正义与犯罪控制诸价值,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公正处理。

  (3)关于来源于非本案当事人的非法取得的证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除了要排除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之外,以上述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应当同样予以排除。关于非法取得的来源于被告人以外的第三人的言辞证据的可采性问题,不同国家有着截然相反的选择。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69条、第136条中就明确规定了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也在排除之列[2],“德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关于证据可采性的规则则是证据在一般情况下具有可采性,但存在一个主要的例外:通过肉体上的折磨、催眠或者其他的违反自愿性的方法获得的被告人或者证人的陈述,禁止作为证据使用”[3].但是,“在美国,非法取得的言辞证据,主要是指违反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而取得的被告人陈述”,“不包括证人证言等其他言辞证据”[4],因此,美国不排除非法取得的除被告人供述以外的言辞证据。我国也有不少学者主张对通过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必须一律排除,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5].通过前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念之辨析,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也同样侵犯了被取证人的宪法权利,但是由于侦控机关与其不存在类似被告人的对抗关系,没有迫切的人权保障、程序公正诉求,因此,其纠纷完全可以通过侵权诉讼另行获得解决,没有必要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样不仅有利于受到非法侵犯的被取证人,而且更有利于犯罪控制。

  对于非法取得的来源于第三人的实物证据,“在美国,被告人必须是非法取证行为所侵害的对象才能享有要求排除非法证据权利”[6],因此,可以比照言辞证据的作法,不排除其证据资格,按一般侵权案件处理。

  (4)关于私人非法取证问题

  在对抗制诉讼结构下,被告人及其律师享有广泛的依法收集证据的诉讼权利,这就必然存在相应的私人非法取证问题。关于私人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也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我国理论界似乎还没有展开必要的讨论。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为发达的美国,毫不犹豫地肯定这类证据的法律效力,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取证”仅适用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通常指警察的取证行为,不包括私人的取证行为。这是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的目的是防止警察的非法行为,而不是限制私人的行为[7].对此,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出于保障被告人不受侦控机关非法侵害的考虑而设置的,具有鲜明的限制公共权力的特征,因此,不应该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张适用于私人取证行为,否则有悖立法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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